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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构现代诗接受研究的空间范式

2018-10-30 06:11 来源:作家网 作者:张凯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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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仲义:建构现代诗接受研究的空间范式
——读陈仲义《现代诗:接受响应论》
 
  在现代诗研究的版图中,陈仲义有其独特的地位,这一方面是由他在研究中所采用的独异路径所决定,另一方面则与他所坚持的“‘修远’与‘切实’,以及‘自若’”(沈奇语)的诗学精神紧密相连,其新著《现代诗:接受响应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8年版)正从“诗歌接受研究”层面,诠释出了他的这种“独特”。从时间维度上看,该著与《现代诗:语言张力论》(长江文艺出版社2012年版)之间形成了深刻的“对话”关系,宣告他为现代诗的研究确立了又一崭新“刻度”,并由此凸显了其在诗歌接受研究史上的重要位置。与此同时,陈仲义又创造出了现代诗接受研究的“共时场”,建构出了独异的“空间范式”,这集中体现在该著的研究思维、轴心与方法上。
 
  研究思维的“接受化”
 
  诗歌的接受问题本身属于“老问题”,它几乎伴随着诗歌的产生而出现。就现代诗而言,从它的生发之日起,有关现代诗的接受研究随即生成。到了今天,当我们再次触碰这一“老问题”时,该采用何种视点来进入对它的探究?是需要研究者所认真思考的问题。尽管目前学界出现了一些有关该问题的讨论,但这些讨论或因过多地依附于“接受美学”的理论框架,或因一味地凸显“接受”的地位而排斥“作者”“文本”等视域,因此并未达到研究的“理想状态”。换言之,这些讨论仅仅将关注点放在确立接受研究的“形式”上,尚未触及研究的“本体”。此种境况下,《现代诗:接受响应论》一书正提供给我们一种有效的探察路径,这之中最为关键的是其所运用的“接受化”的研究思维。
 
  笔者这里所说的“接受化”思维一方面是从研究内容上来谈的,该著以诗歌的“接受”为核心点,辐射出了经典化、版本学、修辞学等诸多面向,由此形成了复杂的“文本接受场”。尽管中外诗坛已出现过有关“诗歌接受”问题的代表性著作,比如布鲁姆《读诗的艺术》、伊格尔顿的《如何读诗》、孙玉石的《中国现代诗导读》系列、陈超的《中国探索诗鉴赏辞典》等,但这些著作的立足点在于“解诗学”的建构,更多地着眼于对诗歌文本的分析,其本质上并未跳出“文本”的中心视域。《现代诗:接受响应论》一书则以诗歌文本的接受为基础,重点是对“接受”效力问题的探讨,以此呈现出了“接受化”的思维方式。
 
  另一方面,这种“接受化”思维体现在该著对于西方的“接受美学”及其相关理论的“中国化”接受上。笔者看来,诗歌的“接受”理论更多地处于“西方”的维度之内,尽管中国古代文论中也有不少论述涉及“接受”,但这些论述较多地框囿于“诗歌鉴赏”“如何读诗”等功能性的范畴中。据此来看,《现代诗:接受响应论》一书表现出了鲜明的“问题意识”,它并非“以西方接受反应理论做亦步亦趋地移用”,而是“将其合理内核‘植入’研究过程,偏重‘拿来主义’视界下对本土经验的应用性跟进”。在此影响下,该著将中国古典文论中的“接受”部分与西方“接受”理论之间混融起来,而此种方式又内在地同构于现代诗自身的发展过程之中,并为其在未来的发展提供了某种可行性的借鉴。
 
  接受研究“轴心”的把捉
 
  笔者看来,诗歌接受研究更多地属于外部研究,研究者需跳出一般性的囿于诗学内部的思维方式,在涵括社会学、文化学、传播学等诸多学科的基础上,进而型构成某种“诗学结构体”。在具体的研究过程中,研究者一方面需要保持精敏的诗学意识——因为研究者需从诸多诗歌文本中,选择具有代表性的文本来进行剖析与体察——另一方面则需要拥有开阔的研究视野,这集中体现在研究者对接受研究的两个轴心的把握上。具体而言,这里的轴心包括了历时性的接受纵轴(不同时期发生的诗歌“接受”现象)与共时性的接受横轴(同一时期、同一阶段诗歌“接受”现象的比较),《现代诗:接受响应论》一书正有效地把捉了此两种研究“轴心”。比如从“纵轴”上看,该著基本涵括了自新诗发生直至当下的现代诗接受现象,对新诗百年的接受历程进行了系统地爬梳与剖析。典型的如在“新诗接受的历史检视”章节中,作者的研究视域从黄遵宪的“诗界革命”延展到“21世纪的网络诗歌”,他通过这种历史性的检视,在发掘新诗接受之曲折发展的基础上形成了“历史化”的思维,以此反思了百年新诗的接受问题。此外,该著还有着对“横轴”的细致把捉,这集中体现在作者对以舒婷为代表的朦胧诗的接受问题及“汪国真”现象等的剖析上。根本上看,此种研究完全跳出了诗歌文本的阈限,其中融构的是对文化体制、政治政策、社会思潮等内容的思考。
 
  在把握好诗歌接受研究轴心的前提下,《现代诗:接受响应论》一书把研究重点放置于对一幕幕鲜活史料的挖掘与分析中,这使其与史料研究之间建立了内在的同构性。整体上看,史料研究是诗歌研究界近些年来较为重视的研究方向。洪子诚的《材料与注释》一书尽管不是诗歌研究专著,但他所提供的“尝试以材料编排为主要方式的文学史叙述的可能性,尽可能让材料本身说话,围绕着某一时间、问题,提取不同人和同一人在不同时间、情境下的叙述,让它们形成参照、对话的关系,以展现‘历史’的多面性与复杂性”的研究思维,正为诗歌史料的研究提供了可行性思考,而他近年来正逐步探索着以“随笔体”的形式来介入诗歌史料研究的可能性。与之相比,《现代诗:接受响应论》一书对于史料的挖掘与呈现趋于学理化,即这些史料的选择与剖析均围绕着“接受”的维度展开,这使其在呈现史料之诗学价值的同时,形成了以“接受”为中心的“联动机制”。
 
  研究方法的综合性
 
  除了上述两点外,《现代诗:接受响应论》一书的“空间范式”还体现在其所运用的综合性研究方法层面。该著非完全限制在“接受”的维度中,而是由前述的“接受化”思维出发,辐射、建构出了综合性的研究视域。这与陈仲义所意识到的“如何将文本的客观性与接受的主观性统一起来”的写作难点相互关联,因此,他并没有完全抛置诗歌文本,而是深入到了文本腹地,精准地捕捉到了“文本”与“接受”之间的奇妙关系。同时,该写作难点中还存在着“客观”与“主观”之间的内在悖论,而要克服这一悖论,则需要综合性研究方法的加入,以实现二者的联系与互动。正如该著看到的,“目前中国诗歌界的批评是以综合话语阐释为主流”,在此意义上,该著正与“综合话语阐释”——如钱理群的“大文学史”观、陈超的“历史—修辞学的综合批评”、姜涛的“大诗学”观、张桃洲的“内部因素与外部因素的相互穿越、渗透乃至包容”等——的主流研究方式,形成了深入的“对话”关系。
 
  此外,综合性的研究方法还使得陈仲义能够以主动的姿态对历史问题进行“现实化”的处理,其最终的指向是对现代诗未来发展的深刻关怀。在当前的研究中,诗歌研究较之诗歌现场的“滞后”现象普遍存在,但反过来说,一味地执著于对诗歌未来发展状况的指认,则无疑掺杂着强烈的主观臆测成分,而《现代诗:接受响应论》一书正有效地弥合了研究与现场之间的“时差”问题。也正是基于综合性的研究方法,该著对诗歌接受的未来发展提出了自身的期许,包括“走向文本接受的‘规范’”“永远处在追新求变的‘途中’”“文本自足性与接受开放性的统一”等。尽管陈仲义将之命名为“缪悠之测”,但这可以视为他在综合考察现代诗接受问题的基础上所做出的可行性分析,因此其中包含更多的是一种可贵的“真”。
 
来源:文艺报
作者:张凯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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